1840年——2015年我国军队制度文化建设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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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09-09 15: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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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年---2015年我国军队制度文化建设研究课题组)

  在1840年至2015年170多年间,我国军队制度文化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这一军队制度文化上的大变革,才使中华民族从1840年到1912年的衰落,走上1912年辛亥革命后的起死回生,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直到今天我们正在为强国梦、强军梦而奋斗。这170多年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强军梦,便没有强国梦。没有进步的军队制度,便不可能实现强军梦。到目前为止,我国与军队有关的博物馆、纪念馆中,都极为缺乏从军队制度文化建设上,完整介绍我国军队从古代形态,如何一步步走向近代化、走向现代化的内容。这次研究,将为广大公众受益的博物馆、纪念馆,提供一个崭新的布展思路,将更好地让人们明白中华民族在军队制度文化建设上,是如何披荆斩棘,逐步走向伟大复兴的。

  一、1840年---1912年

  从“兵为皇家所有”、走向“兵为将所有”时代

  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兵器落后,军备废弛,军事思想停滞不前。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逐步加剧,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越来越大的挑战,导致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形成,由此引发了我国军队制度文化建设上的思考。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首先放眼世界,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唯利是图”、“唯威是畏”的本性,主张严修武备,坚决抵抗外来侵略。同时,他们也看到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承认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落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战略思想、“以守为战”的战略防御思想,以及“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建军思想。尽管这些思想在当时未被清廷采纳,但已发出了变革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信号,表明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方向,我国军队制度文化建设开始发生变化。

  19世纪50年代初,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在太平军的打击下,腐朽的清朝正规武装八旗、绿营兵不堪一击,迫使清廷下谕各省兴办团练“助剿”。而具有远见的曾国藩,看透了八旗、绿营兵和团练的不中用,借机编练了一支新型武装──湘军。这支军队以捍卫名教、勤王忠君为建军宗旨,以一批知识分子为骨干,以山乡质朴农民为兵源,比八旗、绿营兵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曾国藩的湘军,以及后来按照湘军营制组建的淮军,注重采用洋枪洋炮,重视政治灌输和层层严密控制,它开启了近代“兵为将所有”的先河,清朝“兵为皇家所有”的军队制度,开始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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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军统帅,出身儒生,熟悉历代兵家韬略,并善于从实战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作战指导思想。正是这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实战训练,使得“兵为将所有”这一军队制度带出来的兵与将,都比“兵为皇家所有”的八旗、绿营兵,更加有战斗力。“兵与将”的关系,比起“兵与皇家”的关系,更加亲密。尤其是在战斗中用鲜血、用生命凝成的向心力,比起皇家那些遥不可及、没有亲身感受的浩荡恩典,更加实在,更有人情味。所以,“兵为将所有”的这支军队,很快就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捻军,因为这些农民军队,仍然沿袭的是古代农耕时代的军队制度,很难抗衡已经初具近代军队制度萌芽思想,并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湘军、淮军了。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出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外敌入侵的双重目的,加快步伐,开展了一场以学习西方“长技”为主要内容的“自强”运动。他们和清朝皇族中的杰出代表奕䜣等,形成了洋务派的军队制度建设思想,洋务派官僚本着“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方针,首先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仿造西式武器装备,这就为新的军事思想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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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

  19世纪80年代初,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已初具规模。1884年,福建海军在中法战争中覆灭后,清廷进一步提出“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设立海军衙门,优先扩充北洋海军,于1888年组建完成,并在旅顺口、威海卫等地建立海军基地。还本着“用人最为急务,储才尤为远图”的方针,着手兴办海军学堂,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此外,还“参用西法”,拟订了《北洋海军章程》。这些既反映了西方军事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也反映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所起的变化。

  由于受到清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导思想的束缚,尽管在仿制西式武器装备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建军思想仍局限于一度行之有效的湘军营制,以致八旗、绿营军制的改变,都未能脱出湘军营制的老办法;即使在新建的海军中,也程度不同地保留着湘军营制的影响。军队的管理教育,仍然以封建纲常与宗法思想为基本内容,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可以讲,这种“兵为皇家所有”、“兵为将所有”的军队制度文化建设,根本无法对抗向欧洲学习的日本军队的制度建设,更难以对抗早已进入工业时代的欧洲列强了。

  中国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引起了巨大反响。群臣百官纷纷主张仿用西法,创练新军。清政府也看到,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专用西法取胜”,因而得出了“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的结论,决定全面改革军制,编练新军。胡燏棻受命在天津附近的小站,按照西法编练“定武军”,袁世凯接任后改称“新建陆军”。与此同时,张之洞在南京编练“自强军”。此次编练的新军,设有步、炮、马、工程各队,一律装备新式火器,并改用德国操典练兵。这是我国近代军事思想上,放弃湘军营制、改用西法的重大转变。

  1900年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的失败,使清廷进一步认识到,现行军事制度急需加以彻底改变,颁谕实行“新政”。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进一步改革军队制度,加快编练新军的步伐。此次编练新军,改以日本陆军编制为蓝本。还正式宣布废除武举制度,确定在全国广设学堂,建立军事教育系统,翻译出版西方和日本的军事学术著作,编写军事教材。在这些书籍中,袁世凯等编纂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徐建寅编写的《兵学新书》以及贺忠良编纂的《战法学教科书》,对传播西方的军事思想,具有较大影响,并在促进中西军事思想融合方面,作了初步的尝试。这些新军由于不断接受了来自欧洲和日本的建军新思想,所以更加不满“兵为皇家所有”的旧军事制度,而“兵为将所有”思想,实际成为这一时期的军队制度核心,所以,将反,则兵反。新军成了清朝的掘墓人,而在辛亥革命之后,“兵为将所有”则迅速演变为“兵为军阀所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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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控制了新军的六镇,相当于六个师,接近全国编练新军的一半,担任拱卫京师和驻防京畿的任务,形成了实力最强的北洋军阀武装集团。仅在袁世凯所辖一个师的军官中,就产生了未来的五位民国总统和代理行政元首及多位总理,后来在北洋时代叱咤风云的诸多军阀,此时不过是新建陆军的一个小卒而已。小站练兵中的诸多重要人物并无显赫出身,他们大多数来自底层,如冯国璋原先是个吹鼓手,王占元为马夫,曹锟当过小贩,张怀芝做过苦力,吴佩孚摆摊算过命。因这些人能拼能打,骁勇善战而获得提升。新建陆军军官,多数出自李鸿章淮军系统,有“淮军余孽”之称。大部分军官在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中学习过,如陈光远、冯国璋、曹锟、段祺瑞、段芝贵、王士珍、王英楷、齐燮元、靳云鹏、吴佩孚等人。一部分指挥官还具备留洋背景,如段祺瑞、王士珍等人。正是这支军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特别的作用,由于袁世凯手握重兵,清朝政府与孙中山都不得不把权力拱手让给袁世凯,他当上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后,迅速扩军,更新武器,使北洋军阀势力更大,“兵为军阀所有”成为辛亥革命后初期的军队制度。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迅速分化为直系、皖系、奉系等派系,军阀之间开始混战,由于每一派系的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列强支持,所以,中国再次陷入混乱。

  二、1912年---1949年

  从“兵为军阀所有”、走向“兵为党所有”时代

  与清朝末年编练新军的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决心放弃改良主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孙中山、黄兴等最后依靠袁世凯的新军,取得了推翻清王朝的胜利。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之后,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要想取得辛亥革命“三民主义”的真正胜利,就不能依靠军阀,而是要打倒军阀。孙中山在如何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问题上,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最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才认识到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绝对必要性,并找到了正确的建军道路,提出军队必须与“国民相结合”,使之成为“国民之武力”的建军思想;还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对军队进行三民主义的教育。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思想,把中国近代军事制度建设推向高峰。1923年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实行“联俄容共”的新政策,并在1924年创建黄埔军校,开始建设真正的革命军——黄埔新军。孙中山认识到,要"以党治国",先要"以党建国",而"以党建国"不仅需要一个健全的革命政党,还要有一支为革命政党所掌控的革命武力。

  黄埔军校由校总理、校长和驻校党代表组成全校最高领导机构,直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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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

  军校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各部。政治部主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先后以戴季陶、周恩来、汪精卫、邵力子、熊雄为部主任。教授部和教练部,分管军事教学与训练,以王柏龄、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李济深、邓演达为教练部正、副主任。

  在联俄政策下,军校财政、武器和制度的建立,均得到苏联的大力赞助。鲍罗廷和一批苏联专家直接参与了军校的筹建和顾问工作。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上致词说:"俄国在六年之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同时组织革命军,以后着着进行,所以能够消灭旧党和外来的敌人,大告成功。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

  黄埔军校不同于当时中国一般军校的最大特色,是建立俄国式的政治工作制度。军事与政治训练并重,学生不仅要学习军事知识,而且要明了政治、经济和党纲、主义。 军校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就是其独特之处。

  党代表的职权,主要是监督和指导各级军事长官的工作,必要时可以直接指挥军队。各级军事长官的报告和命令,必须经党代表副署。军事长官所发布的命令如有明显错误时,党代表有拒绝签字、乃至撤销其命令之权。在法理上,军队长官只有治军的"能",党代表却有管军的"权"。文职的党代表和职业军官之间的"权""能"分开,是为了抑制后者的军权过度膨胀,防止“兵为将所有”、“兵为军阀所有”现象发生。

  除党代表制度外,军校还建立了党的组织系统。军校规定所有员生均需加入国民党。1924年7月,军校成立国民党特别区党部。1925年9 月,改为特别党部,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校党部下设分部、小组,定期召集会议。黄埔学生军成立后,特别党部制度继续得到贯彻,连及连以上设立各级党部。学员必须同时受军纪和党纪的约束。

  黄埔军校是在国共合作下创办的。一批中共党员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各项工作。如张崧年、周恩来、聂荣臻、邵力子、熊雄、恽代英、 陈赓等。军校的政治工作主要由共产党人主持。各级党代表也主要由共产党员担任。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军校的招生工作,分期分批选送了许多党、团员到军校学习。军校学员,共产党从各省动员来的青年,占学生的十分之一。中共在黄埔军校中建有直属支部,直接受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周恩来任书记)领导。后来因中共党员人数增加,中共广东区委便将黄埔支部,改为黄埔特别支部,另设黄埔党团,作为军校共产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

  黄埔军校对中共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谈到:中共成立之初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从 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1924年冬,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军事委员会。此为中共成立的第一个"军委"。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开始注重军事工作。其后,中共广东区委又先后组建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尝试独立掌握革命武装。在这一过程中,黄埔军校也为中共培养和锻炼了不少军事干部。

  黄埔军校创立后,各省地方上的军队也都跟进学习,建立了军官学校或讲武堂,参照黄埔军校来整顿各自的军队。1925年底,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巩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将各军的军事学校统一起来,以打破军队的地方主义,防止“兵为军阀所有”的发展隐患。统一后的军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6年3月1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成立典礼,由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以上3人组成军校校本部,直隶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校改组后,规模大增。北伐军占领两湖后,先后在武昌、潮州、南宁、长沙等地设立分校。 总计自1924年5月至1927年7月,黄埔军校共招收6期学员,共有2万多人。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所以,黄埔军校成立后不久,即以军校师生为骨干,开始建立革命武装。1924年10月--12月,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团、第二团相继成立。教导团的中级军官从黄埔军校教官中选任,连长由军校区队长中选任,排长、班长大多由军校第1期毕业生充任。教导团效法苏联红军,在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各级党代表则选择军校教官或学生中富有政治学识者担任。教导团初成立时,孙中山称其为"新军"。1924年11月11日,孙中山正式将其命名为"党军"。

  国民党"党军"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军队制度文化建设史上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军队党化,由党来指挥枪,“兵为党所有”,是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晚清民初以来,军队沦为私人争权夺利、割土称雄的工具,是“兵为将所有”、“兵为军阀所有”。"党军"的意义,不仅意味着以党建军,以党控军,而且要求军队服从党的意识形态,将党的组织细胞渗透到军队的组织系统中,连以上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成为士兵之表率,军官认同党的意识形态。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高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于广州,随即成立军事委员会,规定军事委员会"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海陆军、航空队及一切关于军事各机关。"进一步从制度上确定国民党对军队的指导和控制。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为统一军政,议决编组“国民革命军”,取消原有各地方军的名称,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并将黄埔军校"党军"的治军原则,推广到整个“国民革命军”,标志着国民党"党军"体制全面确立。

  孙中山逝世后,黄埔新军的领导权渐渐转移到蒋介石手中。他以黄埔新军为主力,从1926年夏天从广东开始北伐,1928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北京,不久,宣布全国统一。由于这个统一是表面上的,其军队制度建设上,在全国仍然未实现统一,还是“兵为军阀所有”的状态,所以,东北由张作霖把控,西北由冯玉祥把控,山西由阎锡山把控,广西由李宗仁、白崇禧把控等等。正是这个原因,“兵为党所有”并不彻底。蒋介石试图通过裁军加强嫡系实力,削弱其他新军阀。根据德国顾问鲍尔的《军队编遣方案》,全国军队将被压缩为6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总人数由国民党中央掌握的、以及各派军阀所控制的200万人的军队,压缩到80万,以实现全国军队完全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的格局,以从而达到蒋介石所谋求的军令、政令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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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

  但是各派新军阀都想在编遣工作中,保存自己的实力,削弱他人力量,《军队编遣方案》无疑不能满足各方的这种要求,因此矛盾重重,最终发展为各地方实力派联合倒蒋,爆发战争。蒋介石经过中原大战击败各路新军阀之后,才使整编工作得以继续开展。1933年南京政府军政部,根据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建议,继续进行整军计划。按军政部的计划,1937年、1938两年均按照1936年的标准,各调整20个师,至1938年底,即有60个师80万人作为国防军;其余一般部队,按照相对较低的标准,共整理60个师,更换枪械补充装备,使其编制划一,作为预备部队及守备地方之用。至1938年底国民党军队预计调整为120个师。然而此计划实施仅半年,即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

  国民党军队在制度文化建设上的这次较大进步,使其陆军、海军、空军建设,都大大超过了北洋军阀时期。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能够发挥正面作战的作用,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并有长城会战、台儿庄战役胜利、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远征军出国作战等,这些都与国民党军队的制度建设,以及军队实现了从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化,比以前有很大进步,极有关系。

  更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场惨烈的战争,使更多的人们认识到,“兵为军阀所有”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本所在,这种军事制度救不了中国。正是这个原因,1937年之后的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地不同派系的军队,最终都统一成为“国民革命军”,这个历史大潮必然地淘汰了“兵为军阀所有”的陈旧制度。“兵为党所有”这一由孙中山开创的军事制度,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由国共两党所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制度保障。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便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要一致对外。这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开始,这种觉醒的力量,非常巨大。例如北京长城抗战,主力部队是冯玉祥的。台儿庄战役,主力部队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所以,抗战初期,蒋介石就认为,中国由于力量有限,大片国土会沦落到日本人手中,但由于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意识增强,加之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投降,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国共两党在坚持持久作战的战略上有着共同点,在实现持久战略的途径上也基本一致。在思想上,都主张思想统一、意志统一,国家第一,民族第一,军事第一。政治上,两党均建立了一定的民主制度,以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抗击日本的侵略。国民党设立国民参政会,以吸纳各抗日党派、抗日团体、社会贤达等有识之士参加政府组织,为抗日出谋划策,出钱出力;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调动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赢得民众的支持。经济上,两党均主张和实行发展壮大国营经济和发展农业的政策,并在不同程度上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军事上,两党均采取措施,消耗日军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通过二十多次大规模的会战,在保存自己抗战主力的前提下,消耗了日军的实力,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迫使日军由速决战转向持久战。共产党则发挥自己的特长,采取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不放过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种人民武装,消耗了日军大量的人力物力。外交上,两党均主张建立反法西斯同盟,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国家,共同抗击日本等法西斯国家。

  中国共产党对战略基地重要性的认识,更是深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共产党开始经营陕北。但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民党对共产党时有猜疑、限制、围堵,陕北根据地的扩张遇到了很大阻力。为此,共产党一方面着力经营陕北抗日根据地,一方面发挥自己的特长,迎着日军的进攻,深入敌后,填补因日军进攻、国民党败退所出现的权力真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初期,围绕山西的山脉建立根据地,随后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样,共产党抗日的战略基地总后方,设在了陕北地区,其他根据地则成为插入敌占区的前线阵地,两者互相配合,进可攻,退可守,使共产党的抗日与沦陷区的群众,建立起生死相依的紧密联系,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单从这一点来说,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大于国民党远离抗战前线的云贵川民族复兴基地的作用,与丧师失地的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抗战胜利后在国内战争中争取战略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战时期国民党担心群众因抗日负担所引起的不满,转为对政府的不满,从而威胁政权稳定,所以反对群众违背政府意志的自由抗日,主张群众要服从政府的安排,在已有秩序内发挥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这就体现了国民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使“兵为党所有”的国民党,不敢放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使党军未能和群众成为一家人,而这恰恰成就了共产党。

  共产党则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放手发动群众,以进行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我们把民众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非烧死不可。为充分发动群众,军队必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正是这个原因,抗日战争,成了全民族的共同抗战,促进了国民意识的启蒙,使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变成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开始,使老百姓认识到国家的军队,不再是皇家一家的,即“兵为皇家所有”。不再是某个将领的,即“兵为将所有”。不再是某一派军阀的,即“兵为军阀所有”。而是属于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的“党军”,即“兵为党所有”,以及国共两党共同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兵为国民所有”这一新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这个思想比仅仅是“兵为党所有”制度,又前进了一大步。正是这个原因,中华民族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获得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这是1840年之后,我国第一次获得抵抗外来侵略的全面彻底胜利,并成为联合国的五大创始国之一,而开始屹立于世界。

  当外敌被赶出国门之后,内战又再次掀起,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兵为军阀所有”这一思想根深蒂固,使执政的国民党努力的方向,仍然是消灭异己,从而强化蒋介石领导的嫡系部队,为一党独裁专政服务,由此,国民党更加强化了“兵为党所有”,而国民党在“兵为国民所有”与“兵为党所有”的结合上,犯有战略性错误,使其“兵为国民所有”的“人民性”,远远低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制度建设水平。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迅速发展起来,这个新的军事制度的诞生,使国民党在极短时间内,在大陆崩盘,撤退到台湾,而新中国以超出人们想像的速度,提前诞生。这正是在军队制度文化建设上,先进与落后较量的必然结果。

  三、1949年----2015年

  从“兵为党所有”、走向与“兵为国民所有”合而为一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诞生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中心的各地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共独立领导革命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三湾改编",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把支部建在连上,同时规定部队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待遇平等。这次改编,为把我军建设成为新型的军队初步奠定了基础。同年10月,朱德、陈毅领导了"赣南三整",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和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这两次整编,保证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定了军队的性质,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的界限,强化了“兵为党所有”的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 1937年8月,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10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八路军、新四军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迅速发展壮大。这个时期,中共在强化八路军、新四军“兵为党所有”的同时,开始积极探索“兵为国民所有”思想,获得很大成功。

  抗战胜利后,解放军队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了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运动,使中共在“兵为党所有”、与“兵为国民所有”的结合上,完全获得成功,新中国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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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所走的军队制度,仍然是“兵为党所有”、与“兵为国民所有”合而为一的道路。由于国家的执政党是共产党,而不是其他党,所以,执政党的“党军”,便与“兵为国民所有”的“国军”,融合为一体,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字中,就有“人民”二字。

  从1957年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对军队制度建设开始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以彭德怀元帅为代表的军队高级领导,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被打倒,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这种混乱,在1966年“文革”之后,则是愈演愈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使中国陷入长期的动荡和内乱。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让毛泽东不得不回头审视“文革”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对轻信和重用林彪一伙作出自我批评,并在一定范围内作出政策调整。周恩来及时抓住这一历史转机,组织有关部门对一大批“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落实政策,恢复工作,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作为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重新得到起用。

  经过周恩来的多方努力,中共中央于1973年3月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之后,邓小平立即着手部署对军队的整顿。

  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文革”开始后,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提出“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在军队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使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大量久经考验的军队领导骨干,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军队领导机关受到严重冲击,根本无法正常工作。特别是从1967年初开始、到1972年结束,军队先后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给军队建设带来消极的影响,把地方的派性斗争带到了军队,损害了军政、军民关系。

  江青一伙急欲插手军队,争夺军队的领导权。“九一三”事件之前,在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严密把持和控制下,江青等人的势力难以进入军队。林彪垮台后,江青等人认为有机可乘,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向了军队。

  1975年6月, 有着特殊意义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议上作了《军队整顿的任务》重要讲话,完整地阐述了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对军队当前存在的问题,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

  所谓“肿”,是指部队编制臃肿。“散”,主要表现在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两个方面。邓小平认为,派性是军队支左后出现的新问题,以后又把派性带回到军队,军队内部不少单位也分成了两派。有的人和单位违抗命令,不服从调动,不组织落实中央的有关政策。“骄”,指的是军队中有些人滋长了骄气, 甚至是骄横,把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丢掉了,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奢”, 是指有些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惰”,指的是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邓小平讲:“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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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

  军队整顿从1975年1月启动,到1976年2月被迫中止,前后持续了约13个月。主要是加强了“党指挥枪”、“兵为党所有”的军队制度,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挫败了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阴谋。 “四人帮”是派性问题的总根源,一向利用派性干预军队工作。根据毛泽东“军队要统一”的指示,邓小平把整顿派性、抓好领导班子建设,作为整顿军队的一项重要内容,毫不手软地根除军队内部的派性。邓小平讲:“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一个兵都不留,一个干部都不留。”“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搞武斗的,第一不叫‘人民’,第二不叫‘解放’,只叫‘军’。凡是处理地方问题,军队陷入派性,要先处理军队,军队干部一律调走。军队就是要处理这批人。”他一再强调,对有派性的人掌权不放心,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1975年4月至6月,邓小平、叶剑英委托军委常委粟裕,深入到华东地区部队进行调查。粟裕在调查归来向叶剑英、邓小平汇报时说:“四人帮”插手部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搞“飞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

  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时,特意提醒与会的军队高级干部: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要听从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会后,中央军委提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组成叶剑英等6人参加的调整班子领导小组,对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把一些追随“四人帮”搞派性的人调整下去,把一批年轻干部选进班子,增强了军队领导班子的纯洁性和活力。

  对于“四人帮”企图把民兵搞成自己的“第二武装”,邓小平进行了坚决抵制。凡是有两派的地方,派性问题没有解决的地方,民兵一律不建立,不得建立指挥部,不允许发枪,要解决民兵体制问题,就是要恢复老传统。搞好主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不能在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之外,再搞出一个独立的“第二武装”来。正是由于邓小平的反对,在他主持军队工作期间,“四人帮”给民兵突击发枪的阴谋未能得逞。

  由于“文革”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影响到部队,许多行之有效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被废弛,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被搞乱。有的人把无理顶撞当成 “反潮流”,把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当成“大方向”。一些领导干部对违纪现象不敢管,致使部队纪律松弛,作风散漫,有的军人外出不守纪律,着装不整,不讲礼貌,不遵守公共秩序,甚至打骂群众,违法乱纪。这些不良作风,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声誉,影响了军民团结。为强化“兵为国民所有”的“人民性”,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中央军委决定将修改后的纪律条令和内务条令颁发试行,全军工作大有起色。

  邓小平在主持军队整顿的同时,开展了交通运输、钢铁、国防工业、财政、农业、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全面整顿成效显著,有目共睹,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毛泽东起初对邓小平主持的整顿给予了充分支持。随着整顿的逐步深入,必然触及到“文革”评价这根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而这恰恰是他对邓小平最放心不下的。在对“文革”的认识上,邓小平与毛泽东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虽然开始有限度地纠正“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并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的现实,始终坚持发动这场运动仍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他多次说,“文革”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所以,否定“文革”,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江青集团感受到了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对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威胁,利用毛泽东一心维护“文革”的政治弱点,又一次掀起了攻击邓小平、否定整顿的浊浪。军队整顿则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1976年2月,正式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国家又推向了混乱,军队整顿被迫中断。

  1975年的军队整顿虽然中途夭折了,但它的意义仍然是重大的。整顿的实质,是清除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部队的恶劣影响,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军队建设逐步走上正确的轨道。在领导军队整顿的实践中,邓小平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和主张,指出了军队建设的基本思路,这都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变,坚持全面改革,重新走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轨道,实由1975年的军队整顿开其先河。正如邓小平10多年后所说:“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了军队制度文化建设步伐,目前,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威胁上升,重大自然灾害频发,国际海上通道安全面临新挑战,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地区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更加重视和平时期的武装力量运用。在联合国维和、国际反恐、护航、国际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政以后,更是加强了对军队的整顿,打击日益严重的军队腐败,徐才厚案、郭伯雄案、谷俊山案,便是党中央整治军队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的重大举措。由此引发人们更加关注军队制度建设这一重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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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

  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在转型成为近现代国家过程中,军队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孙中山在其政治生涯中得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结论。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基于王权之上的国家衰落了,新的国家要通过政党制度来确立,也要通过政党制度来治理。但毫无疑问,军队又是执政党最重要的基石。所以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军队,政党便不可能建立新政权。在新政权成立之后,军队仍然是国家暴力机器的最终制度体现。即使在像“文革”那样的天下大乱的时代,毛泽东也不敢把军队搞乱,稍有乱局,便出手整顿,他最终需要依靠军队,来恢复社会政治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军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早期,我们实行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试图为一个贫穷的中国,开拓一条走向富裕的道路。

  80年代经济发展优先的策略选择,对军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军队开始走向经济领域。因为国家没有足够的军事开支,就容许军队来从事经济活动。起初的规模并不大,但在80年代其弊端已经显现出来。到90年代,军队的商业化走向了一个极端。军队的商业化,使得军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军队经商导致了大面积的腐败。因此,1998年,军队开始进行军商分离,试图遏止军队的腐败。这一工作当时很有效,在短时期里的确遏制住了这个趋势。同时,人们也从理论上搞清楚了,养军需要依靠的是国家财政,而不是军队本身的经济活动。军人如果对自己的职业和军队体制没有高度的认同,军人和商人没有区分开,那么就会驱使一些军人去经商发财,拿钱腐蚀干部,获得提拔,这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军心,动摇“兵为党所有”这个基础,最后就会变为不是“党指挥枪”,而是“钱指挥枪”、“枪指挥党”。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这次狠抓军队腐败问题,就是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要确保“兵为党所有”这一根本制度。

  近些年人们在讨论我国“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也就是从“兵为党所有”、 “兵为国民所有”的合而为一制度起步,进入到“兵为国家所有”这一制度中来,这个制度被人们视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标志,其制度基础在于多党竞选制、国民在参加竞选中被分化成不同利益诉求的选民。这种状况,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国军队制度文化建设不能走西方化道路。

  在西方,“兵为国家所有”,主要是考虑到多党制的存在。西方军队原先属于君主或者国王控制,因此称为“皇家军”,即“兵为皇家所有”。但在西方民主化过程中,出现了多党制现象,出现了国民分化为选民的现象,为了避免军队为任何一个政党所利用,为避免选民被某一种势力所利用,因此就将军队制度从“兵为皇家所有”,变成了“兵为国家所有”的“国家军队”,从而摆脱了多党制竞选以及国民分化、所对军队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实现政治公正和稳定。在中国,在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的条件下,“兵为党所有” 、“兵为国民所有”这种合而为一的制度,和“兵为国家所有”这一制度,实际上是一致的,两者并没有什么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兵为国家所有”只是一种制度体现的表象,而其本质,就是实现文人政府对军队的控制,避免军人政权的产生。从这个本质层面来看,我国的“党指挥枪”这一“兵为党所有”的原则,显然是非常成功的。近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一直饱受频繁的军事政变之苦,政权在文人和军人之间轮流更换。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都频繁发生军人政变和军人政权。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过,这和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有关。如果人们承认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不是一个军人组织,而是一个文人组织,那么人们自然就会承认党对军队的控制,就是文人对军队的控制。不管以后如何变化,在现阶段,“党指挥枪”这一原则仍然适用中国,而且非常有效。

  纵观1840年至2015年170多年间,我国军队制度文化建设的演变历程,其基本脉络是,从古代形态的“兵为皇家所有”,通过曾国藩的“兵为将所有”、袁世凯的“兵为军阀所有”这个近代形态的过渡时期,逐步走向孙中山开创的“兵为党所有”的现代形态初期阶段,最后走向由中国共产党探索成功的“兵为党所有”与“兵为国民所有”合而为一的现代形态成熟阶段。这一中国特色的军队制度文化建设,与多党制国家的“兵为国家所有”的军队制度,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在中国,“党军”即“国民军”,“党军”即“国家军队”。

  正是这个原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根本宗旨。无论怎么改,这些都绝对不能变。”在这里,习近平主席将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关系、军队和人民的关系、军队和国家的关系,表达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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